张蕴岭：综合视角下的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关系
中国邻国众多，周边关系与周边环境对中国有着特殊和重要的利益。鉴于此，中国把周边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先后提出了“睦邻友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和谐周边”“亲诚惠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等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理念。尽管这些理念所用词语不同，但其内涵基本一致，即一定要处理好、发展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营造一个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区域环境。这些理念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基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新认知和定位。
当然，中国周边国家众多，地区关系复杂，推动构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周边关系与秩序并非易事。回顾以往，中国周边地区发生过动荡、冲突和战争。二战结束后，周边秩序经历了艰难的调整和重构，逐步走向稳定、和平与发展。总的来看，中国的周边环境总体向好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解决了大多数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发展起了以合作为导向的双多边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形成了相互依赖的链接网络，中国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协商与合作成为推动双边和区域关系发展的主流方式。
尽管如此，在国际格局调整与世纪疫情叠加影响下，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新矛盾，面临新挑战。考虑到周边环境由多要素构成并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我们需要以综合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总的看，影响周边形势的因素主要有双边关系、次区域关系和域外势力三类，三者性质、影响各不相同，同时互相联系。
双边关系：中国周边关系的基本盘
在双边关系方面，尽管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大局基本稳定，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家在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同时，采取应对中国的措施，力图构建多重平衡与制约机制，有的更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和制约。
在周边邻国中，印度把与中国的竞争放在突出位置。因此，印度对外政策中对中国的限制增多，并且其直接参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圈的构建，积极支持后者提出的“印太战略”，参加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等。在此情况下，中印间一些双边矛盾时有上升，如围绕中印边界领土争端，双方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甚至冲突的态势，这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地区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日本把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外交政策主导方向的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日本更加紧密地与美国配合，构建基于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多重制约机制，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领域的机制，日本都更加积极和深入地参与；另一方面，日本积极推动与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助其增强所谓“对抗”能力，有着明显针对中国的考虑。特别是日本挑动和介入台湾问题，难免会影响双方关系大局。
2022年3月10日，韩国大选尘埃落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韩国新任总统的政策取向与文在寅政府有所不同，其不仅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支持“印太战略”、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而且宣称对中国要“不屈服于压力”。这可能使中韩关系出现新的变数，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双边关系，而且可能会引发朝鲜半岛局势不稳。
关于中印关系的走向，需要看到当前印度仍然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力图稳定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在双边和国际领域也保持着联系与合作，印度对美国的做法也并非全都赞同。尽管中印两国在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又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但是两国作为全球发展中大国，有着内在的利益链接和维护关系不破局的底线认知。中印避免对抗、坚持对话和合作的大方向是可行的，符合双方利益。
关于中日关系，在看到矛盾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基本面。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联，日本并不愿意看到与中国的关系破裂，特别是发生全面对抗。中国一向重视与日本的关系，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尽管关系复杂，双方对话、协商与合作的窗口始终是敞开的。
韩国新政府对华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韩国对华关系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与中国的利益关联。对韩国而言，中国不仅是近邻大国，更是离不开的重要市场。二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任何将中国排除在外、激进的对抗性举措都可能引起灾难性后果。三是与美国的关系。倚美反华会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对韩不利。因此，从以往韩国政党执政转换的情况看，中韩关系应该不会发生逆转。
次区域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增大，次区域合作成为稳定周边局势、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周边地区所有次区域合作机制，这是中国周边区域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再仅仅依托双边关系。中国先后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积极参与东盟+3（中日韩）、东盟—中国对话合作机制、东亚峰会（EAS），与东盟合作构建自贸区、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EAFTA）、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生效，参与和推动中日韩对话机制及三国自贸区谈判，还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欧会议（ASEM）、亚信会议（CICA），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等。
中国作为以上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参与者，一方面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商、共建，另一方面能够在实践中深化关系，合作构建和平与发展的周边地区秩序。当然，有的合作机制发展出现了波折。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受到美国政策转向的影响，进展受阻。当年奥巴马政府推动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阻隔了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推动构建亚太自贸区的进程。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推动“印太战略”，对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兴趣降低。东亚峰会吸纳了美国、印度与俄罗斯参与，本意是构建支持东亚区域合作的框架，推进更为广泛的合作，但由于美国在会上不断挑起争议问题，该机制的作用也难如愿。
值得指出的是，RCEP顺利完成谈判并按时生效，成为东亚地区深化开放合作的一个突出成果，有助于后疫情时代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对周边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上合组织由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合作构建。通过构建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复合机制，上合组织在稳定地区形势及增进成员国之间交流、理解与合作方面的作用不断提升，成为维护周边环境向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中国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多形式特征。尽管各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合作为导向，不搞对抗性的集团。因此，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对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一个利好因素。尽管出现了一些复杂变化，次区域合作导向的大局并未发生改变。
域外势力介入：中国周边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势力介入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持续上升。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奥巴马政府推出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则采取对华制裁、压制和遏制相结合的对抗性政策，推出了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拜登执政后，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取向，但在方式上进行了较大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这主要包括制约中国的发展和竞争能力，对中国实行更有针对性的限制、遏制措施，在科技、供应链方面有选择地进行“脱钩”；扩充与加强“印太战略”，坐实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和美英澳“三边安全机制”（AUKUS），制定不包括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指使更多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加强与中国有争端国家的关系；挑动台湾问题，拉拢盟友参与扩展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等。
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美国持续构建由盟友、准盟友以及所谓可信赖的友好国家参与的针对中国的所谓“联合阵线”，打造不包括中国的技术和供应链圈子，发起针对和削弱中国的项目。美国及其盟友也对中国周边地区国家增加援助、施加压力，促其支持或者参与美国及盟友的对华战略、政策与行动。在此情况下，尽管周边地区多数国家都表示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诸多现实选择中难以摆脱“选边站”的阴影。比如，一向与中国友好的尼泊尔，最终批准了“千年挑战计划”（MCC），美国通过提供援助资金，获取了在尼泊尔的特殊影响力。在美国等域外势力介入下，一些热点问题升温，矛盾凸显，这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了复杂影响。
新时期认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三个层次
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进行：一是“中国与周边”，即从中国出发，如何定位和发展周边地区。二是“周边与中国”，即周边国家如何定位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三是把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即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构成一个共处、共生的地缘与利益区域，中国是其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一是从中国的角度定位与发展周边地区。如前所述，中国有着清晰的定位，并且为之而努力。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主动塑造周边关系和环境的能力与影响力提升，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加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通过自身的推动和投入，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大大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环境。
二是就周边国家对华关系定位而言，随着各国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给予更大的重视，把稳定和增进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对一些国家来说，尽管与中国存在分歧或争端，但基于现实利益和长远关系的考虑，它们也会尽可能维护与中国关系的稳定大局，特别是维护与中国经贸交往的共同利益。在周边地区，真正采取对抗中国战略与政策的国家并不多。同时，促进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坚持从维护和发展区域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护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这也有助于缓和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矛盾。比如，东盟与中国构建自贸区，就南海问题发表联合宣言，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等，都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这对推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基于“中国与周边”和“周边与中国”的双向认知，周边环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中国与周边国家是一个共处、互利的共同体，相互间应该守望相助，创建对彼此都有利的地区环境。特别是在全球化、区域化发展的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间的利益链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因此，在创建和维护地区环境上有着内在的共同认知和协商合作的意愿。对于域外势力的参与，各国也有着基于自身利益和区域共同利益的平衡选择。
当然，区域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排外的，各国都有多样性的对外联系，域外势力的参与和介入也有着不同的背景、利益和方式。因此，周边环境整体受到复杂因素驱动和影响。为了不使周边整体环境遭到破坏，出现错误的导向，或者被某种势力左右，既需要各国的自我约束，也需要各国共同的协调与努力，一方面通过双边关系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次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协调和开展集体行动。
俄乌军事冲突及其引发的复杂国际形势，为深刻认识和构建周边环境提供了重要警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看到推动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可持续周边环境困难不少、挑战很多。这不仅需要中国自身作出巨大的努力，也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起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凝聚共识，采取相向而行的行动。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和平与合作的外部环境，不希望周边地区生乱、生战，真诚希望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国并不谋求在周边地区树立霸权地位，更不会凭借增长的实力建构由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创建和维护良好的周边环境，无论对于中国维护和延长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还是对于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做新型大国，周边是第一层感知区。一些周边国家担心中国作为综合实力快速上升的国家，会拓展自身利益、加强自身影响力，会使用强力甚至武力解决争端等。同时，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各种势力会加大参与介入力度，或营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把中国描绘成“不遵守规则”“改变现有秩序”的挑战者。特别是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可能会通过激化争端、制造紧张气氛，拉他者助力，对中国施加压力。面对周边国家的不同心态，中国更加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交流，增进理解，推进合作，共同推动周边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周边是首要，这是中国长期的外交定位。所谓首要，体现在三个“优先”，即优先考虑、优先投入和优先处理。近年来，无论是对外战略布局、资源投入，还是处理国家间关系，中国明显向周边地区倾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形式合作机制构建等，都是从周边开始、以周边为重点。尽管周边不平静，存在诸多热点、难点、危点，但周边形势并没有发生逆转，并未出现所谓中国“没有朋友”的局面。中国有理念，也有自信，能够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周边地区。毋庸讳言，中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好新型大国作用，尤其要迈好创新周边关系和周边秩序构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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